高士鎮污水
㈠ 雲南環保局如何回應麗江部分水體變黑臭
4月18日,雲南麗江古城區環保局工作人員在七河龍興村國控斷面建設水質自動監測站期間，發現漾弓江水體呈黑色渾濁狀。昨日上午，麗江市古城區環保局向春城晚報麗江新聞熱線回饋了古城區「4·18」漾弓江水體污染「突發事件」。
古城區環保局要求，漾弓江流域的各鄉(鎮)和街道要嚴格落實「河長制」，做好日常巡檢巡查工作，抓好河道清淤和河道垃圾日常的清理工作，避免再次發生漾弓江水體污染情況。
以上內容來自：雲南網
㈡ 高士其有關的資料
高士其原名高仕 ，福建福州人。192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2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學士學位。正當他准備報考化學系研究生之際，他的風華正茂的姐姐突然被病魔奪去了寶貴的生命，於是他毅然轉入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攻讀細菌學，為拯救勞苦大眾與病魔作斗爭。一次在研究腦炎病毒的過程中，不幸被病毒感染了，從此留下了終生不治的殘疾。但他沒有被病魔所嚇倒，帶著重病的身體堅持讀完了醫學研究院的博士課程。
1930年，高士其特意從紐約乘上一艘德國郵輪，繞道歐亞十幾個國家回國，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使他的眼界大為開闊，同時也更深刻地體驗到祖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以及他們那一代學人的歷史使命。回國後，他的家人、親友和同學、老師都勸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為猖獗，每天都要殘殺數以百計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觀，獨自養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學的關照下，應聘到南京中央醫院工作，擔任檢驗科主任。舊社會的醫院是"商店加衙門"式的官商機構，正像一首民謠所說的："醫院大門八字開，有病沒錢莫進來"！高士其目睹舊醫院的腐敗黑暗，連買一台能用的顯微鏡都不給解決，就憤然辭職了。
棄職後的高士其，變成了一個失業者。但他又不願回到父親家裡，怕父母見到他病成那個樣子傷心，就來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國留學時結識的好友李公朴的家裡，以翻譯、寫作和當家教為生。後經李公朴介紹，他認識了正在倡導"科學大眾化運動"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應陶行知先生的邀請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編寫"兒童科學叢書"。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創辦了"讀書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讀書生活社"去住，算是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在"讀書生活社"，他結識了《讀書生活》的副主編，《大眾哲學》的作者，青年哲學家艾思奇，並成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響下，他經常閱讀一些進步書刊，認識到萬惡的舊社會是一個吃人的''大魔王''，比奪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纏身的''小魔王''還要可惡，而要消滅''小魔王''，就得先消滅''大魔王''，思想認識上有了一個飛躍。這時，陳望道主編的《太白》雜志剛剛創刊不久。一天，他在這個雜志上看到一個新鮮的欄目："科學小品"，和一篇論述科學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來，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別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寫的《講狗》的文章，把舊社會的''走狗''刻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罵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覺得用這種輕松愉快的文學筆調，撰寫一些淺顯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學短文，既能向人民大眾傳播一些科學思想和科學知識，又能針砭時弊，喚起民眾，與反動派作斗爭，是科學與文學結合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好形式。於是也拿起筆來撰寫科學小品，一氣發表了《細菌的衣食住行》、《我們的抗敵英雄》、《虎烈拉》（霍亂），三篇文章，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走上了艱辛的科普創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點，是熔科學、文學與政論為一體，夾敘夾議，既通俗淺顯，又生動形象，並富有見地，別具一格。因此，文章一發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讀者的重視與歡迎，許多報刊都前來約稿。這時他寫字手已發抖，一個字要一筆一劃地寫半天，一天只能寫幾百個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條件也很差，夏天又悶又熱，但他仍夜以繼日地堅持寫作。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發表了近百篇科學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兒自傳》以及膾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細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觀》、《霍亂先生訪問記》、《傷寒先生的傀儡戲》、《寄給肺結核病貧苦大眾的一封信》、《聽打花鼓的姑娘談蚊子》、《鼠疫來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並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結為《我們的抗敵英雄》、《細菌與人》、《抗戰與防疫》等科學小品集出版。
抗日戰爭爆發後，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響下，決心奔向延安參加抗日救亡斗爭。在兵慌馬亂的情勢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飢挨餓，有時連水也喝不上。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難，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從上海，經南京、漢口、鄭州，來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兩天時間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受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的熱情接待。第二天，辦事處就用一輛軍用卡車，將他和十來位同去延安的進步青年，送出西安。經過三天的山路顛簸，於1937年11月25日，到達了革命聖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來看他。這時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好友重逢，格外親熱。
高士其是第一個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的留美科學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嶄露頭角的文化人--科學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等領導人的格外關注和歡迎，被安排在陝北公學擔任教員，並派了一名紅軍戰士擔任他的護士兼秘書。黨的關懷和照顧，使高士其的革命積極性更為高漲，他除了認真做好本職工作之外，滿腔熱情地主動積極地參加了延安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寫出了一篇又一篇謳歌和介紹邊區抗日活動的詩篇和文章，並在1938年2月與董純才、陳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學的青年聚會，發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個科學技術團體："邊區國防科學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與發展國防科學，一面增進大眾的科學常識，以增強抗戰的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經過近一年革命隊伍的艱苦生活磨練和考驗，高士其於1938年秋提出了入黨申請，於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他高興得馬上寫信報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親筆回信祝賀，勉勵他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模範共產黨員，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奮斗終身。
後來，由於高士其的病情不斷加重，延安的葯品供應又極其困難，他從上海帶來的一種特效葯亦已服完，黨組織斷然決定，不惜代價，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這樣，他又在黨組織的護送下，於1939年4月戀戀不舍地告別了革命聖地延安。經西安、重慶、昆明、河內、海防，前往香港。一路上經歷了不少驚險與艱辛。慶幸的是，在重慶，他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和北琣休息了3個月，受到了周恩來副主席的細心關照，並與葉劍英、吳玉章同志同在一個黨小組里過組織生活，受到了這幾位革命領導人的很多教益，結下了深厚的情緣，並在以後科普工作上取得他們的關懷和支持。
高士其到達香港以後，在地下黨的精心關懷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醫院--瑪琍醫院住院治療。這是一所充滿銅臭、勢利的貴族醫院，對高士其這樣的窮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來越煩悶苦惱，病情也越來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幾天，醫院已准備把他送到太平間去，但高士其卻奇跡般的活了過來。醫院為了把他趕走，就造謠說他瘋了，強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醫院。地下黨的負責同志得知後，馬上派人交涉，把他從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來，並准備再找一家比較好的醫院給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謝黨的關懷，但再也不願遭受那些貴族醫院的歧視，希望能回到同志們中間去。黨尊重高士其的意願，在九龍租了一間樓房，讓高士其住在那裡養病，還派了一位護士謝燕輝去照料他。地下黨的同志們和進步人士、進步青年也經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轉，病情也大為減輕。高士其是一個閑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點，就支撐著起來，開始寫作。這時他寫字已十分困難，就由他口述，護士筆錄，口乾舌燥地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學小品，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槍聲、炮聲、警報聲，此起彼伏，九龍與香港的居民紛紛逃離，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香港到九龍的交通也斷絕了，地下黨組織與高士其失去聯系，高士其一人病倒在床上，已兩三天沒吃東西，幸被一位留下來的鄰居老太太發現，每天燒點稀飯喂他，才沒有被餓死。九龍與香港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相繼被日軍佔領後，地下黨組織委派的黃秋耘同志才得以從香港到九龍，找到了他，發現他還奇跡般的活著，真是喜出望外。以後黃秋耘同志又經過千難萬險，機智地突破了日軍的重重檢查，把他從香港轉移到廣州，從廣州又轉移到桂林，交給廣西的地下黨組織負責照顧。
在桂林他過了一段較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轉，根據他的請求和特長，黨組織安排他擔任了東南盟軍服務處技術顧問兼食品研究所所長。他通過參觀當地的一些著名釀造工廠，並運用他的微生物學知識，很快地就利用當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製出幾種美味的營養食品，供應前線，並在工作之餘與著名詩人柳亞子探討了一些詩歌創作問題，還在當地報刊上發表了一些科學小品，進行了一種名為"科學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邏輯學研究。這時在九龍與他失散的護士謝燕輝也幾經周折回到了他的身邊，與他結為名譽上的夫妻，以便更好地照顧他。還有一位自稱是他父親的朋友的女兒：李小姐，也自願來當高士其的護士，協助謝燕輝來照顧高士其。這可說是自從他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以來，最幸福的一段時光了。但好景不長，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就開始轟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亂中，外出求援的謝燕輝因心臟病突然發作離開了人世，而"自願前來"照顧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機席捲而逃，連一頂防蚊的帳子都沒給他留下，並把他反鎖在房間里。等高士其發現情況不對，已求救無門，又沒有東西可吃，餓得兩眼發黑，夜裡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渾身是包，多災多難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辛好地下黨組織委派的經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馬寧，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送走了葉挺將軍的家屬之後，不放心高士其是不是已經撤離，就特地前去看看。這一看才發現高士其被鎖在房間里，才把他救了出來。以後黨組織又設法弄到一條小船，派馬寧夫婦把他從日軍炮火轟擊下的桂林送到昭平縣。下了船以後，要翻過一座山，才能找到住宿地。高士其不願讓人抬他，堅持在同志們的攙扶下自己走，腳被磨破了出血了也不吭聲。晚上住宿在一所關帝廟里，被馬寧夫婦發現了，沒有葯膏，就用茶油代替凡士林調了一點消炎葯給他敷上。誰知關帝廟的老鼠特多，夜裡老鼠聞到茶油的香味就成群結隊地來啃食高士其的腳後跟。高士其又困又累，睡得眯眯糊糊的，被咬得鮮血淋淋，直到咬掉了他的一塊肉才被痛醒。高士其發現原來是一群又大又凶的老鼠在向他進攻，就掙扎著坐了起來，用手去捂著腳後跟，老鼠也會欺負人，竟毫無畏忌地去咬他的手指。直到第二天清早，馬寧夫婦才發現高士其的慘狀，痛心得直哭，目睹這一慘狀的人沒有不掉眼淚的。之後，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縣一個依山傍水的小鎮-黃姚，並得到一位從上海逃到廣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顧，過了一段邊養病、邊寫作、邊研究的平靜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抗戰勝利後，黨把高士其從黃姚接到廣州，一路上也是歷經艱辛，在一個叫做八步的小鎮，等船就等了兩個月。高士其有感而發，寫了一系列抒發自己感情和針砭時政的詩篇，如《別了，黃姚》、《光明還沒有完全來到》、《我們還在彷徨》、《電子》、《黑暗與光明》、《我的質問》、《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後，我國發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慶的"校場口事件"，征軍和羊棗的死，葉挺、王若飛等的殉難，又促使他寫了《給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戰斗詩篇。在廣州期間，他還撰寫了一篇充滿激情、哲理和對對革命、對人民當家作主滿懷必勝信念的科學長詩：《天的進行曲》。這首詩共有41節，288行。從天是什麼，講到天的發展變化，人類對天的認識的發展變化，以及構成天的物質的對立統一，最後歸結到天不是不變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頑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這是他早期科學詩創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響的代表作，並為從此以後，以寫詩作為他從事科普創作的一種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礎。
1946年5月，高士其從廣州回到了他闊別10年的上海，上海依舊是紙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時也是貧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窮人的地獄。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貴族醫院住不起就住進了一家"平民醫院"。但"平民醫院"不愛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預交幾個月的費用，被停止供應飲食，不得不請人從外面買點麵包用開水泡爛了吃。這件事被報紙報道後，激起了眾多讀者的同情，紛紛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錢、送葯、送花、送吃的絡繹不絕，還有許多人寫來了熱情洋溢的慰問信。鄧穎超同志得知後特地去看望了他，並帶來了當時正在上海的周恩來同志的親切慰問。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黨組織的負責人錢之光也來看望了他，並委派一位白樺同志做高士其的護士，專門照顧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動，倍受鼓舞，用十分動情的詩句，寫了一首答謝詩：《回敬崇高的慰問》，發表在《文藝生活》上。
也就在這一年7月，李公朴、聞一多先後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在光天化日下肆無忌憚的殺害了。這兩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華的同學，高士其悲痛萬分，怒不可遏。接著曾多次關照、接濟過他的師長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黨組織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在靜安寺舉行規模空前的公祭李、聞、陶三位先生的大會，考慮到高士其行動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沒有通知他。他得知後，再三請求一位因前來找人無意中告知他這一消息的護士小姐的女友帶他去參加公祭大會，並在會後立即寫出了《七月的腥風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壯詩篇。
由於高士其接二連三地發表一些抨擊國民黨政府黑暗統治、呼喚民主與進步的激進詩篇，並被查出曾去過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單。地下黨獲悉後迅速將他轉移到蘇州，以後又從蘇州經上海轉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國民黨的大勢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區的請求，把他從台灣護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著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從香港護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於5月31日到達北平。從此，高士其結束了長達十年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擺脫了幾度瀕於死亡的險惡處境，過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黨組織的親切關懷和一個接一個負責聯系、照料他的眾多地下黨同志的精心護理與冒著極大風險的及時營救，以及一些好心人在關鍵時刻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得高士其在十年磨難中得以死裡逃生。沒有共產黨，沒有善良可敬的人民群眾就沒有後來的高士其。高士其也從中牢固地建立了與黨、與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更加熱愛這個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用生命換來的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高士其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學普及局顧問，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顧問，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常委、顧問，中國科普創作協會名譽會長，中國科普創作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並擔任過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顧問，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委員會委員，第一至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為繁榮我國的科普創作，特別是科學文藝創作，組建和壯大科普隊伍，倡導科普理論研究，建設和發展科普事業，廣泛深入地開展科普活動，特別是青少年科技愛好者活動，以及恢復和振興科協做出了重大貢獻。
㈢ 高士其是中國科幻小說家代表作品是什麼
高士其，（1905-1988）192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2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學士學位。1930年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1931年回國歷任中央醫院檢驗科主任，桂林盟軍服務處技術顧問、食品研究所所長，《自然科學》副主編，一級研究員。全國第一、二、三、四、五屆人大代表，中國科協顧問、常委，中國科普創作家協會名譽會長，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人民保護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1934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8年去世。
高士其的科學小品，語言生動、活潑、形象、清新。 個人作品
例如，高士其在科學小品《聽打花鼓的姑娘談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鳳陽花鼓調，寫了蚊子的危害，寫出了勞動人民在舊社會的痛苦，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瘧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戶人家掛紗帳，小戶人家點蚊香，奴家沒有蚊香點，身帶瘧疾跑四方。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溝壑不修污水漲，孑孓變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給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衛生不把瘧蚊滅，到處寒熱到處昏。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從前蒼蠅爭飯碗，如今蚊子動刀槍，
大街死去勞力漢，小弄哭著討飯娘，肚子還欠七分飽，哪有銀錢買金霜？
書名：高士其科普創作選集（上、下集） 作(譯)者：高士其 出版單位：科學普及出版社 出版時間：1980-04
內容介紹：我國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同志，自三十年代以來寫了大量科學文藝和科普作品，深受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的歡迎。上集收載作者解放前的作品，主要選自「菌兒自傳」、「細菌與人」、「抗戰與防疫」和「活捉小魔王」等書。下集收載作者建國以後的作品，分科普作品和科學小品兩部分。這些作品，形式多樣，通俗易懂，讀來引人入勝，既普及了科學知識，又給讀者以思想啟發。
書名：高士其全集 作(譯)者：高士其 出版單位：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1-08 獲獎情況：1994年第三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榮譽獎 內容介紹：高士其同志是中國當代的細菌學家和著名科普作家。他的科普作品，尤其以細菌生活為題材的作品，膾炙人口，成為科學內容和文學形式融洽結合的典範。自30年代以來，高士其創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和科學詩，並在科普創作理論和推動我國科學普及事業上做出傑出的貢獻。
《高士其全集》共四卷。第一卷為1949年以前的科普創作；第二卷為1949年以後的科普創作；第三卷為高士其一生創作的詩歌；第四卷為高士其一生的論文、講話、題詞和本人晚年撰寫的回憶錄。
《高士其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在過去曾發表過；第四卷的回憶錄，是高士其在1981年至1985年期間親筆撰寫的，從未公諸於報刊，這次經整理，在全集中首次發表。
高士其一生著作繁多，有些在不同報刊發表的內容相近或雷同的作品，我們就不一一收入了。為了盡量保持高士其創作的原貌，收入全集的作品，大部分選用最早版本或原稿，參考以後各種版本編輯而成。
《高士其全集》的編輯和出版，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和大力支持。冰心同志親自撰寫了序言。康克清同志為本書出版題詞，經方毅同志和周培源先生的同意，將方毅在「慶祝高士其同志從事科普與文學創作五十周年暨八十誕辰」大會上的講話和周培源追憶高士其的文章《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收入全集。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中國科普研究所副所長郭正誼研究員主持，編輯工作由副編審鄭百朋同志和高志其同志完成。
㈣ 高士coaese恆溫器說明書
你要說明書的話 可以上淘寶看一下，有其他目的的話可以找人先學一下。
㈤ 《高士其科普童話》中讀完這本書你學到了什麼
高士其的科學小品，語言生動、活潑、形象、清新。例如，高士其在科學小品《聽打花鼓的內姑娘談蚊子》一容文中，巧妙地用鳳陽花鼓調，寫了蚊子的危害，寫出了勞動人民在舊社會的痛苦，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瘧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戶人家掛紗帳，小戶人家點蚊香，
奴家沒有蚊香點，身帶瘧疾跑四方。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
溝壑不修污水漲，孑孓變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給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衛生不把瘧蚊滅，到處寒熱到處昏。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
從前蒼蠅爭飯碗，如今蚊子動刀槍，
大街死去勞力漢，小弄哭著討飯娘，
肚子還欠七分飽，哪有銀錢買金霜？
㈥ 高士其的偉大事跡有什麼
高士其
性 別： 男
出生年月： 1905-1988
民 族： 漢族
福建福州人。中共黨員。原名高仕錡，福建福州人。192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2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學士學位。1930年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1931年回國歷任中央醫院檢驗科主任，桂林盟軍服務處技術顧問、食品研究所所長，《自然科學》副主編，一級研究員。全國第一、二、三、四、五屆人大代表，中國科協顧問、常委，中國科普創作家協會名譽會長，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人民保護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1934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正當他准備報考化學系研究生之際，他的風華正茂的姐姐突然被病魔奪去了寶貴的生命，於是他毅然轉入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攻讀細菌學，為拯救勞苦大眾與病魔作斗爭。一次在研究腦炎病毒的過程中，不幸被病毒感染了，從此留下了終生不治的殘疾。但他沒有被病魔所嚇倒，帶著重病的身體堅持讀完了醫學研究院的博士課程。
1930年，高士其特意從紐約乘上一艘德國郵輪，繞道歐亞十幾個國家回國，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使他的眼界大為開闊，同時也更深刻地體驗到祖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以及他們那一代學人的歷史使命。回國後，他的家人、親友和同學、老師都勸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為猖獗，每天都要殘殺數以百計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觀，獨自養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學的關照下，應聘到南京中央醫院工作，擔任檢驗科主任。舊社會的醫院是"商店加衙門"式的官商機構，正像一首民謠所說的："醫院大門八字開，有病沒錢莫進來"！高士其目睹舊醫院的腐敗黑暗，連買一台能用的顯微鏡都不給解決，就憤然辭職了。
棄職後的高士其，變成了一個失業者。但他又不願回到父親家裡，怕父母見到他病成那個樣子傷心，就來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國留學時結識的好友李公朴的家裡，以翻譯、寫作和當家教為生。後經李公朴介紹，他認識了正在倡導「科學大眾化運動」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應陶行知先生的邀請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編寫「兒童科學叢書」。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創辦了「讀書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讀書生活社」去住，算是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在「讀書生活社」，他結識了《讀書生活》的副主編，《大眾哲學》的作者，青年哲學家艾思奇，並成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響下，他經常閱讀一些進步書刊，認識到萬惡的舊社會是一個吃人的「大魔王」，比奪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纏身的「小魔王」還要可惡，而要消滅「小魔王」，就得先消滅「大魔王」，思想認識上有了一個飛躍。這時，陳望道主編的《太白》雜志剛剛創刊不久。一天，他在這個雜志上看到一個新鮮的欄目：「科學小品」，和一篇論述科學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來，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別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寫的《講狗》的文章，把舊社會的「走狗」刻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罵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覺得用這種輕松愉快的文學筆調，撰寫一些淺顯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學短文，既能向人民大眾傳播一些科學思想和科學知識，又能針砭時弊，喚起民眾，與反動派作斗爭，是科學與文學結合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好形式。於是也拿起筆來撰寫科學小品，一氣發表了《細菌的衣食住行》、《我們的抗敵英雄》、《虎烈拉》（霍亂），三篇文章，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走上了艱辛的科普創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點，是熔科學、文學與政論為一體，夾敘夾議，既通俗淺顯，又生動形象，並富有見地，別具一格。因此，文章一發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讀者的重視與歡迎，許多報刊都前來約稿。這時他寫字手已發抖，一個字要一筆一劃地寫半天，一天只能寫幾百個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條件也很差，夏天又悶又熱，但他仍夜以繼日地堅持寫作。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發表了近百篇科學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兒自傳》以及膾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細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觀》、《霍亂先生訪問記》、《傷寒先生的傀儡戲》、《寄給肺結核病貧苦大眾的一封信》、《聽打花鼓的姑娘談蚊子》、《鼠疫來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並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結為《我們的抗敵英雄》、《細菌與人》、《抗戰與防疫》等科學小品集出版。
抗日戰爭爆發後，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響下，決心奔向延安參加抗日救亡斗爭。在兵荒馬亂的情勢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飢挨餓，有時連水也喝不上。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難，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從上海，經南京、漢口、鄭州，來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兩天時間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受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的熱情接待。第二天，辦事處就用一輛軍用卡車，將他和十來位同去延安的進步青年，送出西安。經過三天的山路顛簸，於1937年11月25日，到達了革命聖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來看他。這時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好友重逢，格外親熱。
高士其是第一個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的留美科學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嶄露頭角的文化人--科學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等領導人的格外關注和歡迎，被安排在陝北公學擔任教員，並派了一名紅軍戰士擔任他的護士兼秘書。黨的關懷和照顧，使高士其的革命積極性更為高漲，他除了認真做好本職工作之外，滿腔熱情地主動積極地參加了延安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寫出了一篇又一篇謳歌和介紹邊區抗日活動的詩篇和文章，並在1938年2月與董純才、陳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學的青年聚會，發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個科學技術團體："邊區國防科學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與發展國防科學，一面增進大眾的科學常識，以增強抗戰的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經過近一年革命隊伍的艱苦生活磨練和考驗，高士其於1938年秋提出了入黨申請，於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他高興得馬上寫信報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親筆回信祝賀，勉勵他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模範共產黨員，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奮斗終身。
後來，由於高士其的病情不斷加重，延安的葯品供應又極其困難，他從上海帶來的一種特效葯亦已服完，黨組織斷然決定，不惜代價，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這樣，他又在黨組織的護送下，於1939年4月戀戀不舍地告別了革命聖地延安。經西安、重慶、昆明、河內、海防，前往香港。一路上經歷了不少驚險與艱辛。慶幸的是，在重慶，他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和北琣休息了3個月，受到了周恩來副主席的細心關照，並與葉劍英、吳玉章同志同在一個黨小組里過組織生活，受到了這幾位革命領導人的很多教益，結下了深厚的情緣，並在以後科普工作上取得他們的關懷和支持。
高士其到達香港以後，在地下黨的精心關懷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醫院--瑪琍醫院住院治療。這是一所充滿銅臭、勢利的貴族醫院，對高士其這樣的窮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來越煩悶苦惱，病情也越來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幾天，醫院已准備把他送到太平間去，但高士其卻奇跡般的活了過來。醫院為了把他趕走，就造謠說他瘋了，強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醫院。地下黨的負責同志得知後，馬上派人交涉，把他從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來，並准備再找一家比較好的醫院給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謝黨的關懷，但再也不願遭受那些貴族醫院的歧視，希望能回到同志們中間去。黨尊重高士其的意願，在九龍租了一間樓房，讓高士其住在那裡養病，還派了一位護士謝燕輝去照料他。地下黨的同志們和進步人士、進步青年也經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轉，病情也大為減輕。高士其是一個閑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點，就支撐著起來，開始寫作。這時他寫字已十分困難，就由他口述，護士筆錄，口乾舌燥地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學小品，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槍聲、炮聲、警報聲，此起彼伏，九龍與香港的居民紛紛逃離，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香港到九龍的交通也斷絕了，地下黨組織與高士其失去聯系，高士其一人病倒在床上，已兩三天沒吃東西，幸被一位留下來的鄰居老太太發現，每天燒點稀飯喂他，才沒有被餓死。九龍與香港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相繼被日軍佔領後，地下黨組織委派的黃秋耘同志才得以從香港到九龍，找到了他，發現他還奇跡般的活著，真是喜出望外。以後黃秋耘同志又經過千難萬險，機智地突破了日軍的重重檢查，把他從香港轉移到廣州，從廣州又轉移到桂林，交給廣西的地下黨組織負責照顧。
在桂林他過了一段較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轉，根據他的請求和特長，黨組織安排他擔任了東南盟軍服務處技術顧問兼食品研究所所長。他通過參觀當地的一些著名釀造工廠，並運用他的微生物學知識，很快地就利用當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製出幾種美味的營養食品，供應前線，並在工作之餘與著名詩人柳亞子探討了一些詩歌創作問題，還在當地報刊上發表了一些科學小品，進行了一種名為"科學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邏輯學研究。這時在九龍與他失散的護士謝燕輝也幾經周折回到了他的身邊，與他結為名譽上的夫妻，以便更好地照顧他。還有一位自稱是他父親的朋友的女兒：李小姐，也自願來當高士其的護士，協助謝燕輝來照顧高士其。這可說是自從他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以來，最幸福的一段時光了。但好景不長，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就開始轟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亂中，外出求援的謝燕輝因心臟病突然發作離開了人世，而"自願前來"照顧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機席捲而逃，連一頂防蚊的帳子都沒給他留下，並把他反鎖在房間里。等高士其發現情況不對，已求救無門，又沒有東西可吃，餓得兩眼發黑，夜裡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渾身是包，多災多難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辛好地下黨組織委派的經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馬寧，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送走了葉挺將軍的家屬之後，不放心高士其是不是已經撤離，就特地前去看看。這一看才發現高士其被鎖在房間里，才把他救了出來。以後黨組織又設法弄到一條小船，派馬寧夫婦把他從日軍炮火轟擊下的桂林送到昭平縣。下了船以後，要翻過一座山，才能找到住宿地。高士其不願讓人抬他，堅持在同志們的攙扶下自己走，腳被磨破了出血了也不吭聲。晚上住宿在一所關帝廟里，被馬寧夫婦發現了，沒有葯膏，就用茶油代替凡士林調了一點消炎葯給他敷上。誰知關帝廟的老鼠特多，夜裡老鼠聞到茶油的香味就成群結隊地來啃食高士其的腳後跟。高士其又困又累，睡得眯眯糊糊的，被咬得鮮血淋淋，直到咬掉了他的一塊肉才被痛醒。高士其發現原來是一群又大又凶的老鼠在向他進攻，就掙扎著坐了起來，用手去捂著腳後跟，老鼠也會欺負人，竟毫無畏忌地去咬他的手指。直到第二天清早，馬寧夫婦才發現高士其的慘狀，痛心得直哭，目睹這一慘狀的人沒有不掉眼淚的。之後，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縣一個依山傍水的小鎮-黃姚，並得到一位從上海逃到廣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顧，過了一段邊養病、邊寫作、邊研究的平靜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抗戰勝利後，黨把高士其從黃姚接到廣州，一路上也是歷經艱辛，在一個叫做八步的小鎮，等船就等了兩個月。高士其有感而發，寫了一系列抒發自己感情和針砭時政的詩篇，如《別了，黃姚》、《光明還沒有完全來到》、《我們還在彷徨》、《電子》、《黑暗與光明》、《我的質問》、《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後，我國發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慶的"校場口事件"，征軍和羊棗的死，葉挺、王若飛等的殉難，又促使他寫了《給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戰斗詩篇。在廣州期間，他還撰寫了一篇充滿激情、哲理和對對革命、對人民當家作主滿懷必勝信念的科學長詩：《天的進行曲》。這首詩共有41節，288行。從天是什麼，講到天的發展變化，人類對天的認識的發展變化，以及構成天的物質的對立統一，最後歸結到天不是不變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頑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這是他早期科學詩創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響的代表作，並為從此以後，以寫詩作為他從事科普創作的一種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礎。
1946年5月，高士其從廣州回到了他闊別10年的上海，上海依舊是紙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時也是貧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窮人的地獄。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貴族醫院住不起就住進了一家"平民醫院"。但"平民醫院"不愛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預交幾個月的費用，被停止供應飲食，不得不請人從外面買點麵包用開水泡爛了吃。這件事被報紙報道後，激起了眾多讀者的同情，紛紛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錢、送葯、送花、送吃的絡繹不絕，還有許多人寫來了熱情洋溢的慰問信。鄧穎超同志得知後特地去看望了他，並帶來了當時正在上海的周恩來同志的親切慰問。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黨組織的負責人錢之光也來看望了他，並委派一位白樺同志做高士其的護士，專門照顧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動，倍受鼓舞，用十分動情的詩句，寫了一首答謝詩：《回敬崇高的慰問》，發表在《文藝生活》上。
也就在這一年7月，李公朴、聞一多先後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在光天化日下肆無忌憚的殺害了。這兩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華的同學，高士其悲痛萬分，怒不可遏。接著曾多次關照、接濟過他的師長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黨組織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在靜安寺舉行規模空前的公祭李、聞、陶三位先生的大會，考慮到高士其行動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沒有通知他。他得知後，再三請求一位因前來找人無意中告知他這一消息的護士小姐的女友帶他去參加公祭大會，並在會後立即寫出了《七月的腥風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壯詩篇。
由於高士其接二連三地發表一些抨擊國民黨政府黑暗統治、呼喚民主與進步的激進詩篇，並被查出曾去過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單。地下黨獲悉後迅速將他轉移到蘇州，以後又從蘇州經上海轉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國民黨的大勢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區的請求，把他從台灣護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著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從香港護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於5月31日到達北平。從此，高士其結束了長達十年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擺脫了幾度瀕於死亡的險惡處境，過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黨組織的親切關懷和一個接一個負責聯系、照料他的眾多地下黨同志的精心護理與冒著極大風險的及時營救，以及一些好心人在關鍵時刻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得高士其在十年磨難中得以死裡逃生。沒有共產黨，沒有善良可敬的人民群眾就沒有後來的高士其。高士其也從中牢固地建立了與黨、與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更加熱愛這個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用生命換來的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高士其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學普及局顧問，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顧問，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常委、顧問，中國科普創作協會名譽會長，中國科普創作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並擔任過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顧問，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委員會委員，第一至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為繁榮我國的科普創作，特別是科學文藝創作，組建和壯大科普隊伍，倡導科普理論研究，建設和發展科普事業，廣泛深入地開展科普活動，特別是青少年科技愛好者活動，以及恢復和振興科協做出了重大貢獻。
㈦ 高士其的簡介誰知道啊
高士其原名高仕（金其），福建省福州市人，一九○五年十一月一日生。高士其自幼喜愛文學。
一九二五年，高士其畢業於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入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化學系。一九二六年夏，轉入芝加哥化學系。一九二七年夏，入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細菌學系。一九二八年，在實驗時不慎，受甲型腦炎病毒感染，留下嚴重後遺症，後來病情不斷加重，以致全身癱瘓。
一九三○年秋，高士其學成歸國。在陶行知、李公朴、艾思奇的影響下，開始進行科學文藝創作。一九三七年八月，高士其奔赴延安。一九三八年底，參加中國共產黨。
高士其在一九三五年，寫了第一篇科學小品《細菌的衣食住行》，發表在《讀書生活》半月刊上。從這時起，至一九三七年八月離開上海止，可說是他科學小品創作上的最旺盛的時期。他用有點僵硬、發抖的手，寫下了近百篇科學小品。盡管此後他也寫了不少科學小品和科學詩，但是，我以為他的作品最精華的部分，都是在這一時期寫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學小品集《我們的抗敵英雄》（與別人合著），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六年六月，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學小品集《細菌大菜館》，由通俗文化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七年初，高士其的第四本科學小品集《抗戰與防疫》（該書後又曾改名為《活捉小魔王》、《微生物漫話》出版），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自一九三六年起，高士其在《中小學》雜志上連載《菌兒自傳》，每期發表一章，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寫完最後一章。這些文章後來編成《菌兒自傳》一書，於一九四一年一月由開明書店出版。
高士其應陶行知之約，寫過一本《微生物大觀》；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之約，翻譯了《細菌學發展史》；他還應《開明中學生手冊》、《大眾科學》、《申報》周刊、《新少年》半月刊、《讀書》半月刊、《婦女手冊》、《力報》、《言林》等報刊雜志的約稿，寫了許多科學小品文。
高士其作品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富有戰斗性。他是為了戰斗而寫作。他的作品，象一指把鋒利的匕首，剌向國民黨反動派。
高士其在他的第二篇科學小品《我們的抗敵英雄》中，用極其飽滿的政治熱情，謳歌了白血球：
"白血球，這就是我們所敬慕的抗敵英雄。這群小英雄們是不知道什麼叫做無抵抗主義的，他們遇到敵人來侵，總是挺身站在最前錢的……一碰到陌生的物體就要攻擊，包圍，並吞，不稍存畏縮退怯之念，真是可敬。"
"血白球尤恨細菌，細菌這兇狠的東西一旦侵入人體的內部組織，白血球不論遠近就立刻動員前來圍剿……"
在這里，不用加任何註解，讀者就可以領會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用意。
高士其的科學小品，語言生動、活潑、形象、清新。
例如，高士其在科學小品《聽打花鼓的姑娘談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鳳陽花鼓調，寫了蚊子的危害，寫出了勞動人民在舊社會的痛苦，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瘧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戶人家掛紗帳，小戶人家點蚊香，
奴家沒有蚊香點，身帶瘧疾跑四方。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
溝壑不修污水漲，孑孓變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給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衛生不把瘧蚊滅，到處寒熱到處昏。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
從前蒼蠅爭飯碗，如今蚊子動刀槍，
大街死去勞力漢，小弄哭著討飯娘，
肚子還欠七分飽，哪有銀錢買金霜？
（選自葉永烈《論科文藝》）
㈧ 高士其是哪個朝代的作品-------------
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中國著名科普作家。生於福建省福州市，20歲從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畢業，先後就讀於美國威斯康幸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不幸的是，在一次實驗中他感染了甲型腦炎病毒，逐漸全身癱瘓。此後數十年間，盡管他「被損害人類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們奉獻了數百萬字精美的科普文藝作品。
192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樣，又是第一個來到了細菌學系實驗室。他要給籠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腦炎病毒，然後取出它們的腦子進一步觀察。說不上為什麼，他的左耳道這幾天發炎了，疼痛一陣陣加劇，身體也感到很疲勞。「要是能休息幾天就好了！」高士其這樣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實驗停不下來。
「嘭！」正當高士其聚精會神工作的時候，他手中裝滿甲型腦炎病毒的試管爆裂了，毒液隨之四濺，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見狀，驚慌地呼叫起來。高士其並不害怕，他要征服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種食物毒菌，他還將一部分經過減毒的毒菌吞食下去，進行自身感染試驗，令老師和同學們瞠目結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試管做了處理，便又專心致志地繼續試驗。他沒有想到，這次卻種下了影響他終生的禍根。
半個多月後，他的左耳聽不清聲音了，脖子轉動困難。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雙手卻經常顫抖，怎麼也不聽使喚。這是怎麼啦？高士其畢竟是正在攻讀醫學博士課程的高材生，他懷疑自己得了甲型腦炎。經醫生診斷，他的假想得到了證實。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試管中的病毒順著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腦，從而破壞了小腦的運動中樞。醫生預言，他最多還能活5年，好好安排後事吧！
高士其被判處了「死刑」，這個打擊實在是太沉重了。他從醫院出來，直覺得天旋地轉，彷彿正沉落到一個黑洞洞的深淵，越陷越深。「難道一切就這樣完了嗎？」高士其痛苦地思索著，徘徊著。他是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來美國求學的，本來學的是化學，先在威斯康辛大學，後又轉入芝加哥大學。就在快要畢業的時候，傳來了姐姐被霍亂奪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惡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滅這些害人的小魔王！」於是，他放棄了心愛的化學專業，進入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決心做一名細菌學家。可是現在，和「小魔王」的戰斗剛剛開始，自己又被擊中了。
醫生勸告高士其中止學業，立即回國休養。經過一番劇烈思想斗爭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盡管每周都要發一次病，發病時脖頸發硬；頭往上仰，眼球向上翻；兩手抖動不止，他還是堅持研究病毒、細菌，終於完成了醫學博士的全部課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闊別5年的祖國。這位海外遊子是懷著滿腔熱忱歸來的。而等待他的卻是飢餓和失業。他曾在南京中央醫院弄到檢驗科主任的差事，可連申請購置一台顯微鏡都得不到批准，這如何能行？他離開了。後來他到上海，住在一個窄小的亭子間，靠做翻譯工作和當家庭教師來維持生活。由於經濟困難，營養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這時，他與董純才、張天翼、艾思奇等進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來。文思奇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介紹給他，使他在艱難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消滅害人的「小魔王」，必須先消滅社會上的「大魔王」。從此，他便用顫抖的手拿起了筆，以此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戰場。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個小水鬼》發表了。1935年，又發表了第一篇科學小品《細菌的衣食住行》。此後，他便一發而不可收，短短幾年就寫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論文，為中國科學文藝作品的誕生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這個期間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來，祖父給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書香世家，「棋」則是現從康熙字典查來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說他五行缺金。 當他鄭重地用起「高士其」這個名字時，朋友們不理解為什麼要把「仕棋」兩字的偏旁去掉，他認真地解釋說：「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來向高士其辭行。「你到哪裡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邊小聲說。高士其激動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懇求一同前往。他這時行動已很困難，可心情相當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從延安捎來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聲中離開上海，前往延安。他身體殘疾．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奔向延安，那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啊！兩個月後——1937年的11月，他終於奇跡般地來到了寶塔山下。當毛澤東同志緊緊握住高士其的手，高聲說出「歡迎你，中國紅色的科學家」時，他覺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間。那天夜裡，他睡不著覺，揮筆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哦，我是一個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來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吶喊：
趕走日本強盜！
還我中華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獲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揚的鬥志寫作、講課，孜孜不倦地工作著。而那裡的醫療條件是很惡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惡化，終於全身癱瘓。組織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護送他經重慶去香港治療。此後，他輾轉流亡於九龍、廣州、桂林、上海、台灣，在極為困難的環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爭，一方面堅持創作。詩歌《黑暗與光明》、《給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彈也在爆炸》等，科學論文《自然運動大綱》、《躍進三百年序》、《天的進行曲》以及《新科學與新民主》等，都產生在這個時期。這些作品筆鋒尖銳，既闡述了自然發展的規律，也揭露了敵人的罪惡，表明高士其已從一個愛國主義者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夕，高士其經香港來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來總理親自接見了他，並安排他住進了北京醫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禮炮聲中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了庄嚴的開國大典。後來，他這樣敘述當時的心情：「我能親眼看到新中國的誕生，看到五星紅旗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在全國人民勝利的歡呼聲中，我的病所給我的一切痛苦，都被勝利的風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間里，高士其開始了新的創作生活。
每天，當太陽剛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別人的幫助下吃早點。然後，用10分鍾時間做簡單的醫療體操。接著是看報，首先是《人民日報》還有《北京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高士其的寫作方式是很特別的。他癱瘓後，不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筆，下肢僵硬脖頸歪斜，而且連說話能力也逐漸喪失，聽力也很微弱。每創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閱讀過的重要資料分析、整理，反復思考，在腦子里形成初稿。當秘書在他身旁坐下時，他便一個字一個字地口述腹稿，由秘書記下來。他說話的聲音很低，發音也不清楚，秘書必須集中全部精力才聽得懂。有時候遇到一個難懂的名詞，他必須反復地說十幾遍，或在紙上寫半個多字，秘書才能領會。到後來，他乾脆說不出話來，只能發出「嗯嗯」、「呵呵」的聲音，得由秘書或妻子介面型 「翻譯」成文。就這樣他一天天地都在寫，每天只能寫七八百字。寫好之後，還要三番五次地反復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時間里，高士其就用這種獨特的寫作方式創作了400多篇科普論文和科學小品、200多篇科學詩歌，匯編成20多本書，總計達500多萬字。這是多麼豐碩的成果！這又是多麼艱苦的勞動！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創作。他的作品，每一個字都融進了科學真理、愛國激情和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著輪椅到鞍鋼、到大慶、到呼倫貝爾草原、到西雙版納叢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顛倒的日子裡，他也不曾向惡勢力屈服，繼續著自己的事業。1975年1月，他趁參加全國四屆人大的機會，當面向周總理陳述了對科普工作的建議；粉碎「四人幫」不久，他又向中央領導同志呈遞了加強科普工作的意見書。有時，他甚至因連續創作突發急症，經醫院搶救方能脫險。然而無論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戰斗的筆，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進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樣：
在冰雪的南北極，
在炎熱的赤道上，
在海撥兩萬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蹤。
飢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災害，
是你的敵人。
你和死亡搏鬥，
在生存斗爭中取勝。
生命啊，我贊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歡樂的大地，
你歌唱喜悅的春天！
當社會主義祖國的春天來臨的時候，高士其的科學文藝創作也走過了半個世紀的路程。1984年12月，人們在北京隆重集會，向他表示了熱烈的祝賀和美好祝願。此後，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於科學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這位科學文藝作家的日子裡，人們盛贊他的偉大人格，不斷地吟詠他寫下的贊頌天庭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詩句。其實，高士其本人就是一個盜火者——盜取人類智慧之火，「將科學和文明遍撒人間」。在中華民族向科學技術高峰攀登的偉大進軍中，人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高士其的名字。
㈨ 誰有高士其爺爺的資料
高士其，（1905-1988）192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2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學士學位。1930年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1931年回國歷任中央醫院檢驗科主任，桂林盟軍服務處技術顧問、食品研究所所長，《自然科學》副主編，一級研究員。全國第一、二、三、四、五屆人大代表，中國科協顧問、常委，中國科普創作家協會名譽會長，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人民保護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1934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8年去世。
中文名： 高士其
別名： 原名 高仕
國籍： 中國
出生地： 福建福州人
出生日期： 1905年11月
逝世日期： 1988年12月19日
職業： 中國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 醫生
高士其，原名仕錤，乳名貽甲，閩縣(今福州市區)鰲峰坊人。民國7年(1918年)，考入北平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獲得英語、國語、化學、博物各科優等獎章。民國14年夏，考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後轉入芝加哥大學。民國16年畢業，獲學士學位，留校攻讀細菌學醫學博士課程，在研究腦炎病毒時，瓶子破裂，染上腦炎，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在學期間，被選為芝加哥大學國際學生年會代表，加入美國化學學會和公共衛生學會。 民國19年，畢業回國，到南京中央醫院任檢驗科主任。後辭職到上海從事科普創作，翻譯《世界衛生事業的趨勢》、《蘇聯醫學概況》，寫英文詩《聖誕節的月亮》，編寫《兒童衛生讀本》。民國21年，發表第一篇科普作品《三個小水鬼》。民國24年起，先後發表《細菌的衣食住行》、《細菌大菜館》、《細菌與人》、《抗戰與防疫》和《細菌兒自傳》等科學小品。抗日戰爭時到延安，任陝北公學教員。毛澤東和周恩來先後看望士其。士其寫了《國防科學在陝北》、《我在延安》、《魯迅逝世三周年》等文章。 民國2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4月，組織派專人護送士其到香港治療。民國30年底，到廣西桂林養病。 民國33年，任科學食品研究所所長和東南盟軍服務處技術顧問。民國34年，抗日戰爭勝利，士其在廣州寫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電子》、《黑暗與光明》、《悼四烈士》等作品，以及第一首科學長詩--《天的進行曲》。 民國38年5月，到北平。9月21日，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大會。1950年，參加全國科學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科學普及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先後擔任中央文化部科學普及局、中華全國科學普及協會、《兒童科學畫庫》和全國科學技術協會顧問，當選為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全國科普創作協會名譽主席、第一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士其以傷殘之軀，撰寫約75萬字的科學小品和科普論文，2800餘行科學詩，著書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國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傳染病作斗爭》、《我們的土壤媽媽》、《談眼鏡》、《煉鋼的故事》、《高士其科學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創作選集》等。
編輯本段學習階段
正當高士其准備報考化學系研究生之際，高士其的姐姐突然被病魔奪去了寶貴的生命， 高士其
於是他毅然轉入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攻讀細菌學，為拯救勞苦大眾與病魔作斗爭。一次在研究腦炎病毒的過程中，不幸被病毒感染了，從此留下了終生不治的殘疾。但他沒有被病魔所嚇倒，帶著重病的身體堅持讀完了醫學研究院的博士課程。 1930年，高士其特意從紐約乘上一艘德國郵輪，繞道歐亞十幾個國家回國，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使他的眼界大為開闊，同時也更深刻地體驗到祖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以及他們那一代學人的歷史使命。回國後，他的家人、親友和同學、老師都勸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為猖獗，每天都要殘殺數以百計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觀，獨自養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學的關照下，應聘到南京中央醫院工作，擔任檢驗科主任。舊社會的醫院是"商店加衙門"式的官商機構，正像一首民謠所說的："醫院大門八字開，有病沒錢莫進來"！高士其目睹舊醫院的腐敗黑暗，連買一台能用的顯微鏡都不給解決，就憤然辭職了。 棄職後的高士其，變成了一個失業者。但他又不願回到父親家裡，怕父母見到他病成那個樣子傷心，就來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國留學時結識的好友李公朴的家裡，以翻譯、寫作和當家教為生。後經李公朴介紹，他認識了正在倡導「科學大眾化運動」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應陶行知先生的邀請與戴伯韜、董純才等一起編寫「兒童科學叢書」。
編輯本段科普創作之路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創辦了「讀書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讀書生活社」去 高士其
住，算是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在「讀書生活社」，他結識了《讀書生活》的副主編，《大眾哲學》的作者，青年哲學家艾思奇，並成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響下，他經常閱讀一些進步書刊，認識到萬惡的舊社會是一個吃人的「大魔王」，比奪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纏身的「小魔王」還要可惡，而要消滅「小魔王」，就得先消滅「大魔王」，思想認識上有了一個飛躍。這時，陳望道主編的《太白》雜志剛剛創刊不久。一天，他在這個雜志上看到一個新鮮的欄目：「科學小品」，和一篇論述科學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來，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別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寫的《講狗》的文章，把舊社會的「走狗」刻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罵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覺得用這種輕松愉快的文學筆調，撰寫一些淺顯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學短文，既能向人民大眾傳播一些科學思想和科學知識，又能針砭時弊，喚起民眾，與反動派作斗爭，是科學與文學結合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好形式。於是也拿起筆來撰寫科學小品，一氣發表了《細菌的衣食住行》、《我們的抗敵英雄》、《虎烈拉》（霍亂），三篇文章，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走上了艱辛的科普創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點，是熔科學、文學與政論為一體，夾敘夾議，既通俗淺顯，又生動形象，並富有見地，別具一格。因此，文章一發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讀者的重視與歡迎，許多報刊都前來約稿。這時他寫字手已發抖，一個字要一筆一劃地寫半天，一天只能寫幾百個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條件也很差，夏天又悶又熱，但他仍夜以繼日地堅持寫作。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發表了近百篇科學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兒自傳》以及膾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細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觀》、《霍亂先生訪問記》、《傷寒先生的傀儡戲》、《寄給肺結核病貧苦大眾的一封信》、《聽打花鼓的姑娘談蚊子》、《鼠疫來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並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結為《我們的抗敵英雄》、《細菌與人》、《抗戰與防疫》等科學小品集出版。 抗日戰爭爆發後，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響下，決心奔向延安參加抗日救亡斗爭。在兵慌馬亂的情勢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飢挨餓，有時連水也喝不上。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難，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從上海，經南京、漢口、鄭州，來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兩天時間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受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的熱情接待。第二天，辦事處就用一輛軍用卡車，將他和十來位同去延安的進步青年，送出西安。經過三天的山路顛簸，於1937年11月25日，到達了革命聖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來看他。這時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好友重逢，格外親熱。 高士其是第一個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的留美科學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嶄露頭角的文化人--科學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等領導人的格外關注和歡迎，被安排在陝北公學擔任教員，並派了一名紅軍戰士擔任他的護士兼秘書。黨的關懷和照顧，使高士其的革命積極性更為高漲，他除了認真做好本職工作之外，滿腔熱情地主動積極地參加了延安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寫出了一篇又一篇謳歌和介紹邊區抗日活動的詩篇和文章，並在1938年2月與董純才、陳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學的青年聚會，發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個科學技術團體："邊區國防科學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與發展國防科學，一面增進大眾的科學常識，以增強抗戰的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經過近一年革命隊伍的艱苦生活磨練和考驗，高士其於1938年秋提出了入黨申請，於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他高興得馬上寫信報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親筆回信祝賀，勉勵他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模範共產黨員，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奮斗終身。 後來，由於高士其的病情不斷加重，延安的葯品供應又極其困難，他從上海帶來的一種特效葯亦已服完，黨組織斷然決定，不惜代價，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這樣，他又在黨組織的護送下，於1939年4月戀戀不舍地告別了革命聖地延安。經西安、重慶、昆明、河內、海防，前往香港。一路上經歷了不少驚險與艱辛。慶幸的是，在重慶，他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和北琣休息了3個月，受到了周恩來副主席的細心關照，並與葉劍英、吳玉章同志同在一個黨小組里過組織生活，受到了這幾位革命領導人的很多教益，結下了深厚的情緣，並在以後科普工作上取得他們的關懷和支持。 高士其到達香港以後，在地下黨的精心關懷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醫院--瑪琍醫院住院治療。這是一所充滿銅臭、勢利的貴族醫院，對高士其這樣的窮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來越煩悶苦惱，病情也越來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幾天，醫院已准備把他送到太平間去，但高士其卻奇跡般的活了過來。醫院為了把他趕走，就造謠說他瘋了，強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醫院。地下黨的負責同志得知後，馬上派人交涉，把他從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來，並准備再找一家比較好的醫院給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謝黨的關懷，但再也不願遭受那些貴族醫院的歧視，希望能回到同志們中間去。黨尊重高士其的意願，在九龍租了一間樓房，讓高士其住在那裡養病，還派了一位護士謝燕輝去照料他。地下黨的同志們和進步人士、進步青年也經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轉，病情也大為減輕。高士其是一個閑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點，就支撐著起來，開始寫作。這時他寫字已十分困難，就由他口述，護士筆錄，口乾舌燥地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學小品，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槍聲、炮聲、警報聲，此起彼伏，九龍與香港的居民紛紛逃離，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香港到九龍的交通也斷絕了，地下黨組織與高士其失去聯系，高士其一人病倒在床上，已兩三天沒吃東西，幸被一位留下來的鄰居老太太發現，每天燒點稀飯喂他，才沒有被餓死。九龍與香港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相繼被日軍佔領後，地下黨組織委派的黃秋耘同志才得以從香港到九龍，找到了他，發現他還奇跡般的活著，真是喜出望外。以後黃秋耘同志又經過千難萬險，機智地突破了日軍的重重檢查，把他從香港轉移到廣州，從廣州又轉移到桂林，交給廣西的地下黨組織負責照顧。 在桂林他過了一段較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轉，根據他的請求和特長，黨組織安排他擔任了東南盟軍服務處技術顧問兼食品研究所所長。他通過參觀當地的一些著名釀造工廠，並運用他的微生物學知識，很快地就利用當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製出幾種美味的營養食品，供應前線，並在工作之餘與著名詩人柳亞子探討了一些詩歌創作問題，還在當地報刊上發表了一些科學小品，進行了一種名為"科學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邏輯學研究。這時在九龍與他失散的護士謝燕輝也幾經周折回到了他的身邊，與他結為名譽上的夫妻，以便更好地照顧他。還有一位自稱是他父親的朋友的女兒：李小姐，也自願來當高士其的護士，協助謝燕輝來照顧高士其。這可說是自從他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以來，最幸福的一段時光了。但好景不長，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就開始轟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亂中，外出求援的謝燕輝因心臟病突然發作離開了人世，而"自願前來"照顧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機席捲而逃，連一頂防蚊的帳子都沒給他留下，並把他反鎖在房間里。等高士其發現情況不對，已求救無門，又沒有東西可吃，餓得兩眼發黑，夜裡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渾身是包，多災多難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辛好地下黨組織委派的經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馬寧，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送走了葉挺將軍的家屬之後，不放心高士其是不是已經撤離，就特地前去看看。這一看才發現高士其被鎖在房間里，才把他救了出來。以後黨組織又設法弄到一條小船，派馬寧夫婦把他從日軍炮火轟擊下的桂林送到昭平縣。下了船以後，要翻過一座山，才能找到住宿地。高士其不願讓人抬他，堅持在同志們的攙扶下自己走，腳被磨破了出血了也不吭聲。晚上住宿在一所關帝廟里，被馬寧夫婦發現了，沒有葯膏，就用茶油代替凡士林調了一點消炎葯給他敷上。誰知關帝廟的老鼠特多，夜裡老鼠聞到茶油的香味就成群結隊地來啃食高士其的腳後跟。高士其又困又累，睡得眯眯糊糊的，被咬得鮮血淋淋，直到咬掉了他的一塊肉才被痛醒。高士其發現原來是一群又大又凶的老鼠在向他進攻，就掙扎著坐了起來，用手去捂著腳後跟，老鼠也會欺負人，竟毫無畏忌地去咬他的手指。直到第二天清早，馬寧夫婦才發現高士其的慘狀，痛心得直哭，目睹這一慘狀的人沒有不掉眼淚的。之後，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縣一個依山傍水的小鎮-黃姚，並得到一位從上海逃到廣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顧，過了一段邊養病、邊寫作、邊研究的平靜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抗戰勝利後，黨把高士其從黃姚接到廣州，一路上也是歷經艱辛，在一個叫做八步的小鎮，等船就等了兩個月。高士其有感而發，寫了一系列抒發自己感情和針砭時政的詩篇，如《別了，黃姚》、《光明還沒有完全來到》、《我們還在彷徨》、《電子》、《黑暗與光明》、《我的質問》、《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後，我國發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慶的"校場口事件"，征軍和羊棗的死，葉挺、王若飛等的殉難，又促使他寫了《給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戰斗詩篇。在廣州期間，他還撰寫了一篇充滿激情、哲理和對對革命、對人民當家作主滿懷必勝信念的科學長詩：《天的進行曲》。這首詩共有41節，288行。從天是什麼，講到天的發展變化，人類對天的認識的發展變化，以及構成天的物質的對立統一，最後歸結到天不是不變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頑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這是他早期科學詩創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響的代表作，並為從此以後，以寫詩作為他從事科普創作的一種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礎。 1946年5月，高士其從廣州回到了他闊別10年的上海，上海依舊是紙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時也是貧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窮人的地獄。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貴族醫院住不起就住進了一家"平民醫院"。但"平民醫院"不愛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預交幾個月的費用，被停止供應飲食，不得不請人從外面買點麵包用開水泡爛了吃。這件事被報紙報道後，激起了眾多讀者的同情，紛紛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錢、送葯、送花、送吃的絡繹不絕，還有許多人寫來了熱情洋溢的慰問信。鄧穎超同志得知後特地去看望了他，並帶來了當時正在上海的周恩來同志的親切慰問。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黨組織的負責人錢之光也來看望了他，並委派一位白樺同志做高士其的護士，專門照顧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動，倍受鼓舞，用十分動情的詩句，寫了一首答謝詩：《回敬崇高的慰問》，發表在《文藝生活》上。 也就在這一年7月，李公朴、聞一多先後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在光天化日下肆無忌憚的殺害了。這兩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華的同學，高士其悲痛萬分，怒不可遏。接著曾多次關照、接濟過他的師長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黨組織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在靜安寺舉行規模空前的公祭李、聞、陶三位先生的大會，考慮到高士其行動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沒有通知他。他得知後，再三請求一位因前來找人無意中告知他這一消息的護士小姐的女友帶他去參加公祭大會，並在會後立即寫出了《七月的腥風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壯詩篇。 由於高士其接二連三地發表一些抨擊國民黨政府黑暗統治、呼喚民主與進步的激進詩篇，並被查出曾去過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單。地下黨獲悉後迅速將他轉移到蘇州，以後又從蘇州經上海轉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國民黨的大勢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區的請求，把他從台灣護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著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從香港護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於5月31日到達北平。從此，高士其結束了長達十年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擺脫了幾度瀕於死亡的險惡處境，過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黨組織的親切關懷和一個接一個負責聯系、照料他的眾多地下黨同志的精心護理與冒著極大風險的及時營救，以及一些好心人在關鍵時刻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得高士其在十年磨難中得以死裡逃生。沒有共產黨，沒有善良可敬的人民群眾就沒有後來的高士其。高士其也從中牢固地建立了與黨、與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更加熱愛這個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用生命換來的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高士其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學普及局顧問，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顧問，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常委、顧問，中國科普創作協會名譽會長，中國科普創作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並擔任過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顧問，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委員會委員，第一至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為繁榮我國的科普創作，特別是科學文藝創作，組建和壯大科普隊伍，倡導科普理論研究，建設和發展科普事業，廣泛深入地開展科普活動，特別是青少年科技愛好者活動，以及恢復和振興科協做出了重大貢獻。
編輯本段作品選摘
高士其的科學小品，語言生動、活潑、形象、清新。 例如，高士其在科學小品《聽打花鼓的姑娘談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鳳陽花鼓調，寫了蚊子的危害，寫出了勞動人民在舊社會的痛苦，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瘧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戶人家掛紗帳，小戶人家點蚊香， 奴家沒有蚊香點，身帶瘧疾跑四方。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 溝壑不修污水漲，孑孓變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給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衛生不把瘧蚊滅，到處寒熱到處昏。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 從前蒼蠅爭飯碗，如今蚊子動刀槍， 大街死去勞力漢，小弄哭著討飯娘， 肚子還欠七分飽，哪有銀錢買金霜？ （選自葉永烈《論科文藝》）
編輯本段作品介紹
高士其的科學小品，語言生動、活潑、形象、清新。 個人作品
例如，高士其在科學小品《聽打花鼓的姑娘談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鳳陽花鼓調，寫了蚊子的危害，寫出了勞動人民在舊社會的痛苦，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瘧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戶人家掛紗帳，小戶人家點蚊香，奴家沒有蚊香點，身帶瘧疾跑四方。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溝壑不修污水漲，孑孓變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給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衛生不把瘧蚊滅，到處寒熱到處昏。 說弄堂，話弄堂，弄堂年年遭災殃，從前蒼蠅爭飯碗，如今蚊子動刀槍， 大街死去勞力漢，小弄哭著討飯娘，肚子還欠七分飽，哪有銀錢買金霜？書名：高士其科普創作選集（上、下集） 作(譯)者：高士其 出版單位：科學普及出版社 出版時間：1980-04 內容介紹：我國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同志，自三十年代以來寫了大量科學文藝和科普作品，深受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的歡迎。上集收載作者解放前的作品，主要選自「菌兒自傳」、「細菌與人」、「抗戰與防疫」和「活捉小魔王」等書。下集收載作者建國以後的作品，分科普作品和科學小品兩部分。這些作品，形式多樣，通俗易懂，讀來引人入勝，既普及了科學知識，又給讀者以思想啟發。 書名：高士其全集 作(譯)者：高士其 出版單位：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1-08 獲獎情況：1994年第三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榮譽獎 內容介紹：高士其同志是中國當代的細菌學家和著名科普作家。他的科普作品，尤其以細菌生活為題材的作品，膾炙人口，成為科學內容和文學形式融洽結合的典範。自30年代以來，高士其創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和科學詩，並在科普創作理論和推動我國科學普及事業上做出傑出的貢獻。 《高士其全集》共四卷。第一卷為1949年以前的科普創作；第二卷為1949年以後的科普創作；第三卷為高士其一生創作的詩歌；第四卷為高士其一生的論文、講話、題詞和本人晚年撰寫的回憶錄。 《高士其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在過去曾發表過；第四卷的回憶錄，是高士其在1981年至1985年期間親筆撰寫的，從未公諸於報刊，這次經整理，在全集中首次發表。 高士其一生著作繁多，有些在不同報刊發表的內容相近或雷同的作品，我們就不一一收入了。為了盡量保持高士其創作的原貌，收入全集的作品，大部分選用最早版本或原稿，參考以後各種版本編輯而成。 《高士其全集》的編輯和出版，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和大力支持。冰心同志親自撰寫了序言。康克清同志為本書出版題詞，經方毅同志和周培源先生的同意，將方毅在「慶祝高士其同志從事科普與文學創作五十周年暨八十誕辰」大會上的講話和周培源追憶高士其的文章《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收入全集。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中國科普研究所副所長郭正誼研究員主持，編輯工作由副編審鄭百朋同志和高志其同志完成。
編輯本段相關評價
高士其是中國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半個世紀以來，高士其在全身癱瘓的情況下，寫下了數百萬字的科學小品、科學童話故事和多種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導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學道路，被親切稱為「高士其爺爺」。高士其逝世後，中組部確認他為「中華民族英雄」，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也將3704號行星命名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傳奇的一生譜寫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為了祖國、為了人民，終身不懈地傳播、普及科學文化的生命奇跡，給我們民族留下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覺肩負向人民群眾傳播科學的社會責任的傑出典範，科技工作者要以他為榜樣，為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作出應有的貢獻。 ——紀念高士其先生誕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學精神座談會，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評價